先讲第一点，“装”无处不在。
先从网上说起。
有人这么提问：“人为什么要学会装？到底为什么要装？明明很难过，却还要笑对大家；明明心很痛，却要装作不在乎，自己一个人却躲起来哭！”
结果有37个回答。有一个是这么回答的：“心灵的创伤要不是懂得装那就会把自己输到一无所有！装是一种自卫，不是所有的情感都能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那样跟裸奔有什么区别！人本来就要学会伪装！”
有的说：“你是初入社会吧？人人都在装，没搞错吧。”有的说：“你装，是因为你不示弱，不肯在竞争对手面前认输；有时候，你装，是因为想一个人承受痛苦。人人都是虚伪的，你见过几个真哭的？本来，人人都不想装，可是，一旦踏入这个‘肮脏’的社会，你必须学会装。”
有一篇署名“太阳花”的博客文章，题目就是《人生是靠“装”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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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靠“装”出来的》
人生就像开在草地上的太阳花，开的早，也枯萎得早。十八年的春夏秋冬被我稀里糊涂的过着、躲着、迷茫着、荒废着。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日日夜夜能让我这样做。我曾很伤心很伤心地哭过，埋怨做人难。从落地的那天起就得去适应这个社会，可以用坚强去承担，可以用胆怯去逃避，可以用真诚去坦然面对，也可以用虚伪去敷衍了事。很显然，我也像别人那样，选择了虚伪。去装扮那些真实而自己却又觉得不真实的梦。有人曾对我讲，说我如果要是去演电影，那这影帝的头衔非我莫属。当时我还不明白她说这句话的含义，单项的还以为她这是在夸我，心里还暗自高兴了很久。后来才明白她是在讽刺我做人真的很会“装”。后来我也没去找她解释点什么，因为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在“装”。不过，即使是这样，也不能让我改掉些什么，反而我会更努力去“装”。就好似有句名言，如果你说了一个谎，就要用一千个谎去圆这个谎。我“装”了第一次，后面的日子就得继续“装”下去。如果哪一天我半途而废，就会成为这个社会的垃圾，被淘汰掉。内心本不想在“装”下去，可为了生存却还是不得不这样做！谁叫我也是人，也渴望往上爬呢！谁？怪自己虚伪,怪自己在“装”？每个人都在“装”，我没必要把这份不立名的责任推给自己。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如果我不“装”就跟不上时代了，如果我不“装”就入土了，他们就会踩着我的尸体继“装”下去，因为，如果我不“装”，还是会有人“装”的。这个世界上，扔掉“装”字而生活的人太少太少了，少到就算他站在你面前你也不知道他是“装”，还是不“装”。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我的生活不是靠‘装’出来的!”你可能会在心里骂他：“这人怎么那么‘装’啊！”或者会对他说：“你精神病啊！”你不会和他纠缠太久，因为你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他多“探讨”些什么，你很清楚自己也在“装”，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当你对一个人很不了解，或者说了解得少之又少，你只知道他(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你很喜欢！慢慢地，随着时间推移，你走近了他(她)，你一天比一天更了解他(她)，你才知道，表面生活的他(她)和现实的他(她)差距大得很！想到这些，我差点笑了出来。我虽然在“装”着，但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勇气敢说出来，敢大胆证明自己在生活中的确在“装”。就这一点就比那些没胆的人强多了！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不“装”呢？呵呵！真希望她不“装”！为什么世界这么肮脏？为什么社会这么虚伪？为什么光明的背后全是黑暗？你看，“装”已经成为一种“三观”了。自己装了，还怨社会肮脏。其实，多年前的明恩溥（又叫史密斯）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老早就说中国人特喜欢演戏。鲁迅受到他非常大的影响，鲁迅就说中国人喜欢做戏，很多人就是“做戏的虚无党”。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这样写：向上滑动阅读文字
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三个字，便吓得屁滚尿流，不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只是“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Turgeniev)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
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虽然这个形容词和下面的名词万万联不起来。
《叫醒装睡的你》就是要反对这种倾向，反对这种观念。让大家不必装睡，而是要醒过来，哪怕痛苦，也要面对。在书中讲到两件事：
一位朋友跟我讲过，有一回醉酒的他半夜醒来忽然失忆，忘了身边的妻子到底是谁，甚至忘了自己是谁。努力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两个人怎么会躺在一张床上。
想着想着，他不禁毛骨悚然，悲从中来。
如果没了灵魂，人岂不是真成了行尸走肉？行尸走肉还有点热气，这点热气没了，人和一块石头还有什么区别？
另一友人过去在铁厂当工人，夜里常把铁水盛在模子里，等着冷却。一个有月光的晚上，他看着铁水慢慢地凉下去。抬头望那轮明月，但不知为何，月亮却给人一种浸入骨髓的凉意，似乎在静静地散发着一种冷。月亮不就是一块石头吗？他低头看自己，感觉自己似乎也在凉下去。他不由地问：“我也是一锅铁水吗？也是一块暂时发光的石头吗？等这点热没了，凉了，冷了，就彻底没了吗？”
想念至此，友人失声恸哭。这本书就是想写给这些不愿再装的人。宁可痛苦，也要醒来。就像海子，面对苍凉的丰收后的大地，哪怕看到了“阎王”的眼睛，也还是要以梦为马，搭建天梯。
点击上方Grace精选小店在线订购第二，为什么装是个大问题？我觉得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中国文豪鲁迅都深刻指出了装的危害。韦伯说中国文化儒道合流形成了一种“向外适应”的思维方式。所以，时间长了就成了一种总想适应现实，而不是改造现实的思路，于是也就只能改朝换代，难见真正革新。这是因为没有一种真实面对真理的信念。鲁迅把这种倾向和思维，乃至心理总结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甚至能扭曲了自己的精神去适应各种各样复杂的现实，只要能维护住自己总是天下第一，不需要改革、学习和进步进行。也就是说，装是一条最容易、最省事的路，也是花力气最小的活法。只要把外面的事情做好就行，里面爱咋样咋样，省下时间来吃喝玩乐遛狗发呆。英国作家C·S·路易斯说过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一种叫外在学习法，一种叫内在学习法。所谓外在学习法就是抄抄答案、死记硬背，千万别下苦工夫。而内在学习法是钻研进去，下决心搞懂为什么是这样，穷追猛打。各位，你我从小，基本上都是外在学习法吧。这样的装，只做表面功夫，没有内在生命更新和成长。时间长了，我们会越来越危险。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创新能力越来越薄弱，教育问题越来越多。我觉得就是因为装得太多了。在《叫醒装睡的你》中，我用最短篇幅总结了自己的思路，《苍蝇纷纷夺路而逃，蜜蜂全都为光亮所困》。向上滑动阅读文字
《苍蝇纷纷夺路而逃，蜜蜂全都为光亮所困》作者/齐宏伟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卡尔·韦克（KarlWeick）是一个组织行为学者，著有《组织的社会心理学》（SensemakinginOrganizations）等书。他做过一个叫“蜜蜂效应”的实验。6只蜜蜂和6只苍蝇被分别装进一个玻璃瓶中，然后瓶子平放，瓶底朝着有光亮的窗户。结果，蜜蜂不停地想在瓶底找到出口，直到力竭倒毙或饿死为止；而苍蝇则在瓶内到处乱飞，竟在不到两分钟时间里，穿过另一端狭小瓶颈逃逸一空！
韦克认为，正是由于蜜蜂对光亮过于喜爱，同时拥有较高智力，所以才找不到出路。蜜蜂以为囚室的出口必然在光线最明亮的地方，因此不停地重复着这种合乎自身逻辑的行动。
然而，对蜜蜂来说，玻璃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之物，它们在自然界中从没遇到过这种突然不可穿越的“大气层”。它们的智力越高，就越发无法接受和不可理解这种奇怪的障碍。
苍蝇则对事物的逻辑毫不留意，全然不顾亮光的吸引，四下乱飞，结果误打误撞找到了出路。这些头脑简单者总是在智者消亡的地方顺利得救。苍蝇最终发现了那个正中下怀的出口，并因此获得自由和新生。
这个悲哀的实验使我想起了中国文化在近代以降的悲壮命运。
中国文化有着非常高明的天人合一梦想，时时想如何能使人心与天道合一，最后盼着天道收归人心，人心打通天道。
钱穆在《灵魂与心》中说：“性善亦便是仁，便是人心之相互映发相互照顾处。故孟子又说‘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一切宇宙人生，便都在人类自身的心上安顿。从人心认识到性，再从人之心性认识到天。如此便由人生问题进入到宇宙问题，这里便已到达了西方哲学上所谓形而上学的境界。”于是，也就可以“以道德代宗教”和“以道德代哲学”了。冯友兰对此也大为激赏，他说：“为了达到与天地参，是不是需要做非常的事呢？不需要。仅只需要做普通而平常的事，做得恰到好处，而且明白其全部意义。这样做，就可以达到合内外，这不仅是人与天地参，而且是人与天地合一。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出世，而同时仍然入世。”于是，也就“极高明而道中庸”了。然而，这种高妙的天人合一之梦，遇到的却是有天堂却无出路的事实。刘小枫提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之天，是“天何言哉”的不言之天，拒绝给人提供天梯。这个悠悠天道不说话，于是，中国文人就只好像陈子昂那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但中国一代又一代文人志士，仍像实验中的蜜蜂那样，拼命向着光亮处出发,撞击,陨落。一直到今天的新儒家，还盼着“老内圣”开出“新外王”。陈寅恪所评为“殉文化”而死的王国维就直言说中国文化“可爱而不可信”。事实是，那些中国文人所看不起的“苍蝇”们，那些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的弄潮儿，纷纷挟自身文化（或被文化所挟）蜕变而新生，突破而更新，使古代文化转化为近代文化，农业文明进展为工业文明，静态循环史观升华为动态线性史观。而把中国“蜜蜂”困住的正是自然宇宙和自我良心这两个瓶子。葛兆光说：“宇宙是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来源。”而这个宇宙，从最终极而言，无非是此岸世界的较高境界，而不是与此岸世界迥然不同的彼岸世界。王阳明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这亦是症结之所在。心毕竟是心，已经受到自私和自我中心污染，怎么能混同为真理本身呢？连王阳明也不得不对弟子承认：“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这样的“伟绩”几人能行？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也只是说说而已。马克斯·韦伯认为，使西方从古代突破更新为近代文化的精神资源是新教。新教所揭示的冲突，不是一个世界的两个层次对撞，而是根本不同的两个世界的对决。唯其如此，才能带来超越性的“宇宙通则”，破解此岸自然主义的魔咒。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事实是，愚蠢的“苍蝇”找到了路，聪明的“蜜蜂”纷纷碰壁。我们既然缺少这种神圣的愚拙，甚少有这种属天大慧，是不是更该想想这看似愚蠢的智慧良方？否则，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蠢不说，还坐井观天，定要把井底坐穿成大海，那可就贻笑大方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话可不只是说着玩的！点击上方Grace精选小店在线订购第三，怎样才能不装？我这本书，其实是沿着鲁迅的思路继续出发。说到鲁迅，我完全同意鲁学专家钱理群老师的看法。鲁迅肯定是可以跟歌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同一个等次的原创性大家，他有自己非常深刻的生存哲学，这来自于克尔凯郭尔和舍斯托夫，甚至是尼采。我在书里也提到了。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这样写：向上滑动阅读文字
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三个字，便吓得屁滚尿流，不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只是“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Turgeniev)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
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虽然这个形容词和下面的名词万万联不起来。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之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着。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但真正睁开眼，我认为是很难的。除非一个人有了真信仰。所以，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就是因着信，所以如此说话。作者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而是为了分享生命中的发现和感动。我在“跋”中说：“离开那把椅子，我想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故事有太多雷同了，大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马克斯·韦伯和鲁迅，都认为中国人没多少不同的故事。因为大家争来争去，都在挣一把功名利禄的椅子。不管是陈胜、吴广，还是项羽、刘邦，大家都一个样，每个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神圣的信仰。陈胜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鸿鹄之志是什么？“苟富贵，勿相忘。”公元前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项羽和刘邦恰好都目睹了秦始皇和仪仗队的风采，项羽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嗟乎，大丈夫生当如此！”请问，这有啥差别吗？
不断修改观念适应现实，而不是在与上帝进行“我与你”对话过程中得到呼召，从而带着圣召入尘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于是，向外适应式的阿Q“精神胜利法”才成为法宝。
我其实也这样。直到我生命中发生了两次“出走”。这两次出走都拜《圣经》所赐。第一次是年。那一年我硕士毕业，可以水到渠成、十拿九稳读博。但恰在此时，我读到了《旧约》的话，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
又读到了《新约》讲耶稣从上往下走，追求更低、更慢、更弱的生话。这两段话深深震撼了我。我与心目中的至圣者进行了“我与你”式对话。平生第一次，我打破了“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带着一首短诗到了长江边一处偏僻小城支教。那首小诗是我写给自己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人/学会爱”。
在那里，我学会了：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而是因着敬畏；生活不是为了获取，而是为了分享；做人不是因为道德，而是因为信仰；爱不是最小，而是最大。
还记得有一次在长江边看日出，看到江鸥漫天，灿烂日出，河水奔涌，万物欢唱，那一刻，自己被一种充满天地之间的大感动击中。人不是为了痛苦活着，而是为了至高的赞美和欢乐活着！我付出了一点点，却收获了更多！这种感受，我写进了《与上帝拔河》中。
第二次领受到召唤是在年底。当时我骑着电动车在仙林大道缓行，看到一枚梧桐叶跳着舞、旋转着落下来。我一下子想到了《圣经·诗篇》29篇，大卫在诗中说上帝的声音使树叶脱落。那一瞬间，我看自己就如那枚木叶，要离开原岗位，到一个新所在。这也是“我与你”式的神秘对话，于是在内心湖面上，泛起了温柔到几乎不宜察觉的阵阵涟漪。后来，我辞职，去国外读神学。我一定要读懂、读通这本在神秘中贴近并呼应了我生命的经书。我不想推销任何宗教，我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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