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
少数民族史学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分期
汪受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先秦至南北朝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初起。唐宋辽夏金少数民族史学全面展开，各民族史家以民族文字撰写出多种体裁民族史学著述。元明清少数民族史学兴盛，思想独特，制度完备，成就斐然，推动中国古代史学走到巅峰。20世纪少数民族史学全面开拓、充分发展和走向全盛。前期，多部民族史确立民族史学初步框架，出现翦伯赞、白寿彝等民族史家群体，民族调查和民族文献整理取得成绩。后期，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出版意义深远，理论探求、学术研究全面展开，少数民族学者走上民族史学研究前沿，民族史学繁盛。傲视全球的中国史学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历史分期；
撰修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系统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产生、发展、进步及其与中国史学史的关系，是中国民族史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大事，对推动中国民族学和少数民族史的进一步开展，以及撰写一部全民族的中国史学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年获准的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经过课题组10年努力，终于在年结项，初步实践了白寿彝先生年提出的加强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设想。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或曰历史分期，是撰述少数民族史学史的前提条件。中国历史上前后存在过数十上百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和自己的史学。在实际考察和论述中，我们重点进行的是各个民族及其不同时期的个案研究，但在讨论民族史学的分期时，我们是将历史上所有少数民族的史学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又是相对特殊，与中原史学（或曰以中央王朝为主体的史学）有颇多不同的史学模式。我们分析，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总体特点，其一，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史学传统；其二，各民族史学各有特点，发展状况差距很大；其三，丰富的口述历史是各民族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四，历史上存在过2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少数民族文字的史学著述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体量极大，是尚待挖掘的宝藏；其五，少数民族史学与汉族史学同时起步，交互影响和发展，政治实体的建立是该民族史学发展的巨大动力；其六，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和传统；其七，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各民族史学思想的主题；其八，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是包括汉族史家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及其史家共同创造的。在考虑少数民族史学史分期时，不仅要参照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更要从少数民族史学的特点出发，准确地分析和把握不同时期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由此，我们将上古至20世纪末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先秦至南北朝（前－公元）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初起时期，特点是少数民族史学产生和以汉文书写为主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大体是从传说的三皇五帝算起的。而中国史学史的起源一般是也从传说的英雄时代开始的。先秦时代的汉文系统典籍中，既有以开天辟地和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华夏族英雄人物传说的丰富记载，也有以炎帝、蚩尤、三苖等为代表的被少数民族视为始祖的英雄人物的记载。各少数民族丰富的口述历史，反映了本民族对宇宙生成、环境自然、种族起源、洪水故事、兄妹婚姻、图腾崇拜、种族英雄等方面的记忆和认识，有些内容与汉文系统中的传说故事的情节甚至人名都是基本相同的。相传黄帝时代的苍颉、沮诵是华夏族最早的史官，先秦古籍中以诸“史”承担历史记载。各少数民族也有专职记忆和传颂历史的人员，如彝族“奢哲、布摩”，哈萨克族“谢吉列西”，黎族“道公、奧雅”等。根据彝族古籍《西南彝志》所载世系推算，古彝族艾哺时代（大约相当于中原传说的五帝时代）已经有代代相传的“布摩”负责用古彝文记录本民族的史事，编撰史籍。彝族奢哲用古彝文（爨字）撰写的“夷经”，应视为最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历史著述。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少数民族史学与华夏族史学的起源大体是同步的。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起源很早，但在隋唐以前总体发展缓慢，只有汉晋时建立了较有影响政权的少数民族在某些史学领域有出色表现。这个时期，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民族文字尚不成熟。由于中国古代郡县长官自聘吏员，边疆民族朝贡和质子制度，以及中央王朝在全国开学校和后来实行科举考试，培育和造就了不少深谙汉文化能熟练运用汉文的少数民族人才，故而自先秦以来，就有少数民族学者使用汉字，撰写本民族历史。但其时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历史主要是由华夏／汉族的史家，以汉文记载下来的。早期的甲骨、缣帛、简牍文献，以及《周礼》、《尚书》、《左传》、《山海经》等典籍中即有诸多少数民族历史的简略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以《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6篇专传，构建了当时各主要少数民族（无羌族）史及其与中原王朝交往史的框架。东汉班固《汉书》对《史记》民族传加以补充，合并为《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三大传，资料更加丰富，却开了丑化少数民族之史例。东汉官修国史《东观汉记》在唐初以前被称为“前三史”之一。该书虽已佚失，其篇目尚可考见，其中有四篇别具特色的民族传。其改《史》、《汉》之《匈奴列传》为《匈奴南单于列传》显然是顺应东汉匈奴分裂、南匈奴“归附”东汉政权的史实。《西羌列传》的写作，使当年横行西部的羌族历史不致湮没，其功甚伟。
先秦被称为荆蛮的楚人，文化和史学走在各族的前列。春秋时期楚国左史倚相，“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而被称为“良史”。战国后期的楚人屈原，撰史诗《天问》，借楚国神庙内的历史和神话图画加以发问，对涉及天、地、人、自然、社会，以及从传说时代到夏、商、周的历史提出一百七十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以自己对历史的辨析开古代史学新风。
秦汉时期强大的匈奴族对本民族的世系、人物、职官、疆域和事件有丰富的记忆，被汉朝史家所记载。东汉明帝时，白狼王唐菆率其种人到东都朝贡，献诗三章，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收载，诗中除表示对大汉天子的仰慕及叙述朝奉之程的艰辛外，以较多篇幅叙述了白狼国的地理环境、气候、人口、生活、生产等，是西南少数民族较早的自述历史。
十六国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政权首领多热心学习汉族历史，如汉开国之君匈奴族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他曾评论古史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何）、陆（贾）无武，绛（侯周勃）、灌（婴）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从历史的研习中，树立了抓住历史机遇建功立业的志向。其时出现多位羯族、氐族和鲜卑族史家，以汉族学者为主撰述十六国的历史，使中国史坛上第一次出现了48部专记民族政权的史书，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实录”体、史钞体和地方志等著史体裁，诞生了“史学”一词，设置了“史学祭酒”的专门机构和官职，大大提升了史学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设著作局，首开皇朝专门机构史馆之端，是对古代史官制度的一大贡献。北魏崔浩《国书》“尽述国事，备而不典”，酿成大案，反映鲜卑族对先祖“记善不记恶”的历史观。北魏宗室元晖“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实际上是一次通史体撰述的探索。魏收所撰《魏书》是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的“正史”。当时，南朝的《宋书》、《南齐书》将北朝民族斥为“索虏”，而北朝的《魏书》则将东晋斥为“僭晋”，将南朝政权讽为“岛夷”。南北各朝这样互争正统，显然北方民族政权也是以华夏正统自居的，说明中华一家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各民族史家的历史观。
彝族史家以彝文撰写出体裁多样、卷帙繁富的历史文献，现存最早的是发现于贵州大方县的《妥阿哲记功碑》彝文残碑，所用彝文已十分成熟。碑文记载了彝族首领妥阿哲与蜀汉丞相诸葛孔明结盟出征，取得胜利，而被封为罗甸国国王的事迹。碑末写道：“到了建兴丙午年（），封彝君国爵以表酬谢。”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史家举奢哲认识到每位史家撰述的史书从写法到记录重点都存在差异，提出历史撰述五样，“人物身世明，代数要叙清，时间要弄准”，“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这些认识，是与同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相伯仲的史书撰写法则的较早总结，在古代历史编纂理论中有突出地位。
第二阶段
唐宋辽夏金（－）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全面展开的时期，诸多民族开始以本民族文字、以各种体裁，记载本民族的历史和史观
这一时期，许多民族以其极有影响的政权活跃于中华大地上，演绎出一出出鲜活的历史画卷，并且以本民族成熟的文字或新创的文字，记载本民族丰富的历史和史观，开创了少数民族史学的新篇章。
这一时期，彝族史学迅速发展，当今还有彝文作品传世的彝族史家有布独布举、布塔厄筹、举娄布佗、实乍苦木、布阿宏、布麦阿钮等多人。布塔厄筹敢于秉笔直书，针砭时弊，著《论诗的写作》等史著，重视纲目分明的记史方式，强调信史为美，要求文理通达，主张明确史评标准，理清学术源流。布阿洪提出写史应详细、真实、清楚、流畅的要求，是古代史学思想的重要表述。提出撰史的法则，“一要抓主根，二要抓题旨，三要写君长，四要写平民，五要写牛羊，六要写金银，七要写地域，八要写风土，九写君臣间”，见解全面而且高明。用彝文撰写了综合性史著《西南彝志》、《彝族源流》，专门史著《洪水泛滥史》、《宇宙人文论》，部族史《德布氏史略》、《阿者后裔迁徙考》，战争史《阿者巫撒兵马记》，制度史《水西传全集》等。
公元六世纪，突厥文创立，并以之撰写了一批突厥族首领和英雄人物的碑记，如前突厥汗国的《多罗郭德碑》，后突厥汗国的《阙特勤碑》、《暾欲谷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阙利啜碑》等，这些古突厥人物传记，“在古突厥历史学方面的意义，作多高估价也不为过。”随后，回鹘文、于阗文、藏文、白文、傣文等相继产生。以回鹘文撰写了《磨延啜碑》、《铁尔痕碑》、《铁兹碑》、《九姓回鹘可汗碑》等碑铭，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于阗文文献中，有写于后唐同光三年（）的《于阗沙州纪行》，是于阗使节出使沙州的行程及活动记录。《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王朝赞普的世系和大相史事，有编年体，有纪事本末体，以世俗政治史观及明示善恶作为其史学主题，显示藏族史学已站到同时期民族史学的前列。敦煌发现的《吐谷浑（阿柴）纪年》、《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都是用古藏文（吐蕃文）撰写的反映北方民族历史的重要典籍。《西藏的观世音》涉及佛教、王统、圣迹等类，多为后世藏族史书的选材之源。《拔协》是赤松德赞朝的起居注和桑耶寺修建史。创建大理国的白族，以白文撰写出《白古通》系地方民族史书以及《南诏图志》、《南诏图传》、《大理图志》等。
隋唐五代宋的中国历史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状态，中国古代史学史在这一时期也渐显成熟。这一时期，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主要还是由汉族史家来完成的，没有他们的辛勤著述，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会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唐、五代所撰《晋书》、《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等九部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史传，记述了各朝与诸民族的交往及对诸民族历史的认识。《唐会要》卷94至专门撰写了当时79个民族或外国的传记及与皇朝交往的历史。唐相杜佑所撰《通典·边防门》，分族、国叙述古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份量大，资料全，总结历代民族政策，是唐代民族史学的要著。《旧唐书·经籍志》一反“内夏外夷”的传统民族史观，将魏收撰《魏书》、令狐德棻撰《周书》这两部少数民族政权的纪传体史书列入“正史”之中。
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家已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中国史学尤其是其本民族史学的著述之中。隋朝鲜卑族学者宇文恺著有《东宫典记》七十卷，拓跋族学者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略览》三十卷。”唐代，少数民族史家在朝廷史官队伍中占据重要位置。拓跋宗室后裔的长孙无忌，撰有《太宗实录》四十卷、《永徽留本司行格》十八卷、《唐律疏义》三十卷，主持了《隋书》诸志（《五代史志》）的撰写。北魏常山王素连之后元行冲，博学多通，撰编年体的《魏典》三十卷，倡修通古今书目的《群书四录》二百卷，为唐玄宗御注《孝经》作疏。匈奴族学者宇文籍，“耽玩经史，精于著述，”唐文宗时与韩愈同修《顺宗实录》，又与韦处厚等人同修《宪宗实录》，专掌史笔。
长孙无忌像（清人绘）
武周时期，壮族澄州大首领韦敬办撰《六合坚固大宅颂》摩崖碑文，其同宗韦敬一撰《智城碑》，宣扬韦敬办的丰功伟业。两碑均用汉字手书刻就，是唐前期壮族的重要历史传记。后晋天福五年（），湘西土家族首领彭士愁与楚国君主马希范饮血为盟，镌其誓辞于铜柱一隅，其辞总字，内容涉及土家族的政治、历史、人口、经济、民族关系等，是土家族早期历史的金石文献。
面对北方强邻的严重威胁，宋人强调“夷夏大防”，以“正统论”来区分大宋与北方诸强邻的历史地位，在所撰史书中，更竭尽对历史上和现存民族政权的鄙视和批评。为了对敌方情况有所了解，宋朝撰述了许多有关辽、夏、金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其中不乏北方“归正”少数民族的作品。如撰《匈奴须知》的“契丹归朝人”田纬，撰《燕北杂录》的“归正人”武珪，契丹译语《辨鴂录》的佚名作者，将党项语译成“华言”的《蕃尔雅》佚名作者，撰《大金国志》的“淮西归正人”宇文懋昭等，他们为南北方对立时期的民族文化和史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与宋同时存在的辽、西夏、金，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有重大影响的北方政权。这些民族政权重用本民族的史官，参用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史官，仿照历代中央皇朝的做法，建立适合其民族特点的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所撰写的史书多为兼用民族文字（称为“国书”）和汉字，在以本民族人物和事迹为主要记载对象的同时，兼记境内其他民族人物及事迹。其史书的编纂因袭了历朝的体例，并加以改进，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史书体例和史学。
契丹辽建国初就创制了契丹字，统治者重视本民族历史的建构，承唐仿宋，建立了完善的史馆制度，在翰林院下设有修史机构国史院，以监修国史为最高长官，下有修国史、同修国史等史职，平时主要修实录，若修史再设局编修。在门下省设起居舍人院，负责日历和起居注的修撰。在秘书监置著作局，主要负责碑志、祭文的撰写。史官多为兼职，比较著名又有著作可考的8位史家中室昉、耶律俨、萧韩家奴等4位是契丹族或赐国姓者，史官除修史外还兼翻译、制定或修改法律、礼仪甚至从事天文、占卜活动，史官秉承中国史学直书的优秀传统，以生命捍卫记史的真实性。契丹史著中构建其与中原汉族同源共祖的早期历史，为本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在族源上找到依据，并在新修史书中“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以报复欧阳修编《（新）五代史》附契丹辽于“四夷”的做法。
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后，就创立西夏文，用西夏文翻译了《九经正义》、《孟子》、《孝经》、《尔雅》、《四言杂字》、《贞观政要》（易名为《德事要文》）、《十二国史》、《太宗择要文》、《德行集》、《类林》等经史书籍。他们继承历代中央皇朝的史学传统，推动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史学迅速发展，翰林学士院成为专职修史机构，出现了世代任史官的斡氏家族，撰出了《李氏实录》、《西夏国谱》、《新集慈孝记》、《贞观玉镜统》、《新法》、《亥年新法》、《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多种体裁的史书，显示了党项民族史学的不懈追求和创新。
金朝建立之初，创立了女真文字，大量翻译汉文儒家经典和史学著作。金代各级学校都有由国史监统一印制的规范经史教材，以史书言，“《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培养出大批精通中华文化的人才，推动了中原文化和女真族文化尤其是史学的融合。女真统治者以史为鉴治理国家，设置完善的史官制度，撰写起居注、实录，并依唐朝以来传统为胜朝修撰《辽史》，撰《大金吊伐录》辑录与辽宋的相关文献，撰政书类史著《大金集礼》。赵翼称赞“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辽、夏、金作为与宋朝相颉颃的民族政权，其史学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新格局。
第三阶段
元明清（－）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的兴盛时期
元、明、清是中国古代后期连续相继的一统皇朝，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时期。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元、清两个皇朝对全国长达年的统治，改造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发展了他们民族的史学，也改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观和民族观，使中国古代史学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巅峰。
蒙古人有很强的历史意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就命人创制了蒙古文字，并在汗廷设置“必闍赤”（书记、秘书）的官职，负责撰注大汗言行大事。窝阔台汗至蒙哥汗时期，在官方参与下，众多史家采集朝野传说、档案文书和汗廷史事等，撰成《蒙古秘史》这样一部以成吉思汗所出的孛儿只斤氏为中心的家族史、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史、蒙古族国家政权建立史，初具史学规范。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更集中了一批各民族的史家，尤其是色目人和汉族史家，承袭传统的史馆制度和新帝为先帝纂修实录、新朝为旧朝修史的传统，又有适合蒙古族特点的变通，如另立蒙古翰林院，增加为未登皇位的新皇帝生父撰实录。元朝所撰《大元通制》、《经世大典》、《元典章》、《大元大一统志》、《圣武亲征志》等，都是元朝官修的历史巨著。在修撰《辽》、《金》、《宋》三史时，因体例问题长期争而不决，当元顺帝发出“分史置局，纂修成书”的旨意后，都总裁脱脱确定了“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办法，议者遂息。这一决策不仅突破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旧史观，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状况，更宣示了元朝是统兼三朝的中华正统皇朝。
蒙古族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和影响，使得蒙古历史的撰述不仅是蒙古族自身的事，而且也为世界多民族史家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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