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彭嵩岳
我年湘乡师范中二班毕业，曾在永丰二完小、双峰四中执教两年。对教书育人这份职业情有独钟,也似乎得心应手。可是当时行政部门急需知识型人才，从教师队伍中选调了一批人充实干部队伍，我也就被调到行政部门，从此在县、区、乡各级行政单位工作二十一年，从中接触到双峰县委六任“县太爷“。一、龚远宁本县石牛乡小水桥人,解放前在湘乡中学读书时参加地下党组织，解放后,老湘乡划为湘乡、涟源、双峰三县，他担任双峰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下乡调查时，肩荷粪箕一路收狗粪，收满一簸箕后顺便倒在沿途稻田的粪凼里，在群众中有口皆碑。他在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蒙受批斗，倒把他收粪一事说成是装模作样的伪君子，也算他的罪行之一，在大礼堂的全县扩干大会上接受批斗时被罚跪挨打。后来受处分下放到石牛的九峰山林场劳动改造。场里要他当上了保管员，除照常参加劳动生产外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过苦日子，附近村民饥不可耐，有的结伴到场里偷挖红薯，有次正碰上他值班，他发现后不动声色，轻言细语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肚子饿，但这是林场的财产，要我看管，你们每人挖几个回去吃，以后莫来挖好吗？”几个偷红薯的应许以后再也不来了。有次他来县城给林场办事，住在双峰饭店，恰巧我也从乡下归来住店，我喊了声：“龚书记，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吧？”他回答说“小彭，快莫咯样喊，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你叫我龚远宁就是”。据说，他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可总是每月从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拿出该交的党费，另外储蓄。此后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公职，被安排在邵阳专署担任抓农业的副专员直至离休。二、李海扬解放前，我世德高小同学，大我四岁，比我高一个年级，高小毕业后父亲病故，家道贫寒，辍学在家。欣逢解放，刚满15岁的他当了土改积极分子，从此平步青云，18岁当区委委员，23岁任县工交科长，一贯作风正派，原则性强，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年调金溪人民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因“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蒙受批斗。当时县委把我从四中抽调到该社抓整风整社情况，他在该社任职不到一年。县里召开了中队支书以上四级干部会议，县委宋运良书记传达了关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有关文件。然而上挂下联将李海扬揪了出来，由接任他的新任书记主持批斗会，列举他以下错误：一是反对大跃进。他到金溪公社上任时走访了一个星期,考察社情民意,写了篇《下乡七天记》如实地反映该社《五风情况》，见公社礼堂挂满了形形色色的锦旗.说"花园不像花园,戏院不像戏院，像个什么样子？"，布置办公室秘书胡复全，除省地两面锦旗外,其它的全都取下来。二是反对公共食堂。他在偏远的姚乔大队恒中中队与支书刘子尧(地下党员)一道总结了解散公共食堂的优越性:"群众不要集中到食堂吃饭,节省了时间,生猪也发展起来了,蔬菜也饱足了....”三是反对双季稻。县里召开扩干会传达毛主席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信后，会还没散，他迫不及待地要参加会议的全国劳模康菊英立即回社传达布置:水利条件差的田不插双季稻，插得过密的间一行扯一行。还有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批斗会火药味十足，并勒令他在地上足足跪了两个多小时，还有人打了他耳光。我当时担任大会记录，内心十分同情，却不能也不敢为他辩解。此后，李海扬被贬职到梓门公社担任不是党委委员的副社长。尔后实践证明，他的所作所为正符合我党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年，全县17个人民公社改为46个，恢复区的建制，我由县委宣传部调吴湾区任宣传干事（后去十竹公社任秘书），他调该区任副书记、书记，我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有次来十竹公社检查工作，晚上与我同睡一床聊天，他说“当年我哩爷要是冇死，我也和你一样去升学了”，我说“我升了学当公社秘书，你冇升学当区委书记，哪个强？”，他说“那还是多读些书好，工作起来不费劲。”年至我一直与他一起参加邵阳、洞口县社教，他当队长我担任秘书，配合默契。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会前预览文件时会问我一些问题，说“免得在大会上出洋像”。当时的区委书记配了手枪，有时候他把枪给我保管，说这玩意背久了腰痛。他与我情同手足，文革中，他被打成走资派，我是保皇派，乃“一丘之貉”，他与我一道五花大绑参加游行批斗，造反派只要他表态说“彭嵩岳是反革命坏头头”就把他解放成为革命领导干部，他总是回答“嵩岳在文革前工作表现不错，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要让历史做结论。”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推迟了好几个月才“解放”，后来任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地区财委主任等职。可惜五十多岁患不治之症在工作岗位上病逝。他去世后双峰干群怀念他，不约而同在县城街头迎接他的骨灰盒送往金田红日村磨刀口安葬。三、彭文斌本县杏子铺人，地下党员，老初中文化，曾任双峰县县长。能说会道，妙语连珠。文革初期，大部分领导干部靠边站，由他主持“抓革命，促生产”，省城高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骨干向正泽（中南矿冶学院学生，也是我在四中时的学生）带领一群红卫兵进驻双峰大串联，几次找他在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县文化馆内）进行面对面谈判，他对答如流，《毛主席语录》横翻倒背，第几页几条，不要翻本经。连这群文革中的天之骄子也不得不佩服。他的书法也很有造诣。县里在工农坪建了个新电影院，要写块招牌，有人提议去请桥亭公社岩石大队的书法家王南生（曾在上海专写招牌的），他觉得太麻烦,随即让电影院工作人员取来文房四宝,大笔一挥,写了“双峰电影院”五个行楷大字，无需放大，用混凝土装裱在电影院前门上方，刷上黑漆十分醒目，与对面楼房上书法家王南生写的“双峰县贸易公司”招牌相比毫不逊色。他任县长时，我在十竹公社任秘书兼管食堂。有一次他从县城骑自行车来检查工作，已过中午，食堂里只有一钵三两米的饭和一点菜汤了，我让炊事员赶紧炒个咸菜，他立即制止，问我“小彭，后面菜园里有青辣椒吗，我想煨辣椒吃”，我准备给他去摘，他抢先几步自己摘了几个在煤灶上煨上了。这就是当时县太爷的作风，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置信。后来他调新宁县任书记，老家生产队急需氮肥，双峰供应紧张，生产队长要他父亲一起去新宁县找他批个字条，他父亲就写了个纸条“文斌我的儿，支农本应该，尿素两吨半，批了车子送起回”给生产队长，说“你一个人去就行了”。字条果然灵验，次日生产队长就去新宁县购回了两吨半尿素随车运回了家乡。他现在住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园内，住处和我女儿家相隔不远，我去女儿家小住时，常和他一起散步、垂钓、闲谈，他现在改口叫我老彭。现在他已九十高龄，身板依然硬朗，思维敏捷，依旧谈笑风生。四、宋运良南下干部，南下前当小学教师，50年代后期来双峰任县委书记，态度严肃，不苟言笑，有“宋阎王”之戏称。我在十竹公社工作时，有一次在杨柳大队碰上他，是上午十点左右，他指着旁边的牛栏说“小彭，怎么这个时候还不放牛？”我向他解释“我们这里是早上放牛吃露水草，你看牛肚子鼓起这么大”，他点点头，没说什么，满头大汗地推着自行车行进在狭窄的田间小道上。那时的县委领导下乡一般不带随从，有点像微服私访。十年动乱期间，我作为“保皇派”的代表，陪“走资派”宋、姜、张、秦到各区接受批斗。有次在青树坪区，上午在区万人大会上批斗后戴高帽子游街。每个人的高帽各具特色，宋运良的是仿清朝的大官帽，两翅一闪一闪的。姜远腾的是硕大的牛头，两支水牛角特别起眼。张卓亚的是一条一米多长的蛇，形象十分逼真，他边走边点头，活灵活现，一路引人发笑。秦光惠与我的是普通的喇叭形高帽，约两尺高，没什么特色。下午去朝阳公社接受批斗，公社礼堂挤满了人，主持人煽动说“为什么过苦日子？就是他们这些走资派搞出来的”，一时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落，我们低头跪在台上，宋运良不经意被人打了几记耳光，他只是说“怎么打人，怎么打人？”。青树区造反派左得出奇，当天晚上把我们安排在饭店住宿，我们按规定交了住宿费，十月夜间寒气袭人，他们把盖被与床单抽掉，只留一块竹床折和一床独棉絮垫被，我与宋书记安排在一个房间，我比他年轻，白天挨斗疲劳，凑合着呼呼入睡，一觉醒来，只听对面床上的宋运良嘀咕道“他妈的尽欺负人”，我只好说“宋书记，真委屈您了”。由于他身材魁梧肥胖，一床旧棉絮盖了头顾不了脚，通夜没睡好。隔壁房间的秦光惠得了重感冒，咳嗽厉害，也未入眠。倒是姜远腾和张卓亚安好无事。十年动乱过后，他调邵阳地区担任副专员分管农田水利。我在桥亭公社工作，为扩建鸡冠石水库，与水库所长罗修林前往邵阳找他解决资金问题，他老伴王维香在家，说他去新邵了，可能晚上回家。我们略等片刻，晚上8点他果然回来了，说从火车站走了一个多小时路回来的。我表明来意后，他一口答应，我们回县约一个星期，县财政拨款一万元，指明为鸡冠石水库扩建专用资金，可派上大用途了！记不清是何年何月，在湖南日报上看到他病逝的消息……五、张卓亚河北人，初中文化。16岁南下。高挑个儿，长得很帅，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做大报告不用起稿，只在香烟盒上写个提纲，就顺理成章地娓娓道来，没有语病，记录上来就是一篇好文章。县委机关的文秘人员无不佩服。他原在邵阳专署文化科当科长，调双峰县委宣传部任部长时仅28岁，我在四中任教时曾抽调宣传部做段临时工。他组织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配合中心，导演了一个戏参加全县汇演，他老婆屈加平任文化馆长，能歌善舞，担任主角，我也演上配角。不久把我从四中调宣传部当理论教育干事。当时县委机关总共才多人，宣传部只有12人，分管宣传、文教、卫生几条战线，工作十分繁忙，可他面面俱到，打理得有条不紊，两年后他调任县长。文革动乱中，他被划入宋、姜、张、秦“走资派”集团，他暗地里为“保皇派”出谋划策，幕后指挥。当时我被充实基层去吴湾区十竹公社工作，他让新泽中学教师（保皇派成员）送了个亲笔信给我，激发了我的革命热情，在保皇派组织里活动了一个半月后，被造反派抓入大牢蹲了三个月，扣发了六个月工资（平反后由县长彭文斌批准补发）。因为我固执己见，不反戈一击，还去中央文革上访，就被当作保皇派代表，列入宋、姜、张、秦、彭批斗行列。文革后，他调任地管资江煤矿任党委书记（正县级），由于政绩显著，多次受到省里表彰。大约是八三年病故，按他的遗愿把骨灰分别撒在双峰和资江煤矿的土地上。其时，我任县文工团书记，带领文工团乐队随邵阳专署副专员姜远腾把他的一半骨灰撒在双峰蚊子山。六、刘树堂哈尔滨人，部队出身，是文革后期从广西桂林武装部长任上调来双峰当县革委会主任，他长得英俊潇洒，办事干脆果断，保留部队作风。到任不几天，就到造反派大牢视察，当时大气候风向已转，但还有五人在拘，三天后即宣布无罪释放回单位。然后主要精力投入“抓革命促生产”，当年早稻大获丰收，晚稻长势喜人，有六个省组织代表团前来参观取经，农村办给他起草了经验介绍的讲稿，他晚上加班加点，只有高小文化的他，记性特好，过目不忘。讲一口地道的北方话，次日给各省参观团介绍经验的时候如数家珍，宛如亲历亲为，外省参观团对他刮目相看，据说四川省广播电台把他的录音连续放了一个星期。他亲临青树坪的奈头山，指挥开发成几十亩梯土，就地取材，石头砌墈，当年西瓜大丰收，县里开大会时，他说“改造奈头山，省里给我们拨了钱，我送两卡车西瓜。地区没给，我一个也不给他”。当地群众把奈头山改称为带头山。他挪用部分农田水利资金建大礼堂、招待所、医院等设施，受到上级批评，他一边做检讨，一边抓工程。他喜好自己开小车下乡让小车班的贺师傅休息（为领导安全起见，当时上级不允许）。有次，他独自开车到桥亭公社，我在此任秘书，他的吉普车熄火了，他让我找几个人帮他推一下，我当即在公社门前的稻田里找了两个踩田的，和我三个人一起在车后用力一推，车子发动了，扬长而去。他在任期间对县文工团关心备至，曾在大热天在县委后山的防空洞接待文工团全体成员。他说文工团是县里的一块招牌，文工团的水平有多高，说明这个县领导水平有多高。后来他调汨罗县屈原农场任党委书记，把农场主产棉花改为主产甘蔗建糖厂，改变了亏损局面，又搞了剧院、招待所、医院三大基本建设。年3月。该厂召开三级干部会，要请双峰县文工团去演出五个晚上，我由农村干部调任文工团书记的第二天，就陪同时任宣传部长的曹若梅带队去了。他每天晚上和老伴在前排中间就坐，自始至终从不迟到早退。在他的住处，热情接待主要演员与带队的同志。临走时送每人20斤平价白糖和一份精美礼品。离休后，他住在岳阳干休所。3年文工团45周年大庆，邀他前来，他出台表演了老年迪斯科，后来他在干休所病故。这就是我所接触到的双峰县六任“县太爷“，祝愿在世的晚年安康，去世的天堂安好！（文中配图均来源网络，与本文无关）作者：彭嵩岳，石牛湴田人，县文化系统“八零后”退休老翁。早年毕业于湘乡师范，教过书，从过政，工作足迹遍及大半个双峰。闲來无事时，爱即兴写点怀旧文章。主编龚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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