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记我的母亲
蔡呈书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六七十年代我经常听到的一句口号。
在封建社会里，男人主宰着这个世界，妇女没有话语权，地位低下，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男女平等，妇女们自然要喊出这个振聋发聩的口号。
其实，在过去的年代，女人顶起的，不止是半边天。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了女人，天，是要塌下大半边的。在六十年代，我所看到的农村妇女，绝对是劳作时间最长的群体，她们最忙碌也最辛劳。
那个时候，天还没亮，我的村庄就醒了。最早醒来的，就是女人。在生产队出工前，女人必须要做几项工作：一是要挑水，二是做早饭，三是要浣衣。这三样，铁定是要女人做的。你不早起，这些工作就做不完。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头我家的那个大水缸，能装七桶水。也就是说，我母亲一早起床，最少必须先得去挑三担水。我们村有三口水井，一是大夫第后面的“福寿泉”，二是东门前也就是现在稻花香里景区及第桥边的古井，再一口就是古院向明门前的“钟井”。这三口水井跟我家的距离都差不多，挑一担水来回约需要十分钟，挑完三担水就需要半个钟。
挑完水，再做早饭。做饭要烧火，那个年代没有电更没有煤气，架起一个铛擎（用铁枝做成的简易三脚灶），将铁锅放在铛擎上，用稻草或山草做燃料，人要坐在那里一把接着一把地烧火，宾阳俗语叫“酌火”。那年代，很多村庄早餐和中餐一起煮，一早起来熬一大锅稀粥。但作为鱼米之乡的古辣，不丈垌周围的几个村庄稻米较为丰足，早餐习惯是做干饭，吃干饭做一个上午的农活才少饿一些。早餐的菜很简单，就在饭上蒸上一碗头菜，几乎天天如此。吃完早餐，我母亲就和村上的女人们一样端起一个木制的大脚盆（那时候还没有提桶），将全家人的衣服端到我们村古村门前的洗衫埠里洗衫。六十年代还没有洗衣粉，城市人用肥皂，而农村人买不到也买不起肥皂，就用稻草灰滤出碱水浸泡，然后再在洗衫埠的青石板上反复捣洗，每件衣服都要在石板上砸一会，又扔进池塘里漂一下，再拿上石板来捣，就这样反复多次才算了事。那时，村中的早晨大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白《子夜吴歌》）的喧闹。我家乡的方言将洗衣叫“腌衫”，这个方言词，应该说是形象地将把洗衣的方式方法精练地概括了。洗完一家人的衣服，也要用一个小时左右，回家晾完衣服，生产队就吹着哨子出工了。
生产队里的农活有两样是男女有别的。使牛（犁耙辘轴），铁定是男人的活，而插秧则必须是女人干的。插秧和割禾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两样辛苦活，插秧女人全包了下来了，收割，是男女同做。另外，薅田，施肥，风谷，没那样少得了女人。在种田上，女人就顶起大半边天。
生产队收工回来，男人们很多就集中村头树阴下乘凉抽烟扯大炮，而女人却怎么都闲不下来。有小孩的带小孩喂小孩自不说，中国几千年来男耕女织的传统一直延伸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古代耕田是男人的事，女人只织不耕，而在六七十年代，女人则又耕又织。白天，女人和男人一样出生产队工挣工分，收工回家，就忙纺织。那时候，人们身上穿的，床上用的，多是自给自足。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古辣供销社里出售的布匹是要用布票才买得到的，好像是每人每年供给一丈三尺的布票，勉强够做一套衣服。那个时候，我的父母身上穿的，全是我母亲自己织的土布，他们穿的衣服叫做“唐装”。男唐装是对襟开的那种，钮扣也是用布做的，女的是斜襟，钮扣在右襟。裤子男女没有什么区别，一律是大裤头折叠，一根裤带捆绑，裤脚也很宽松，男人要小便的时候，便将裤脚向上卷起。父母穿土布唐装，把布票省下，给子女们买洋布穿上洋气的衣服。我少不更事的时候，曾问父亲，你们干嘛不穿洋布呢？那个时候，大凡工厂出产的东西，都称“洋”，如铁钉叫“洋钉”，小刀叫“洋刀”，火柴叫“洋火”……我父亲摸着我的头笑着说，我们老了，不习惯穿“西装”。父亲把唐装以外的服装都叫“西装”，把我们现在理的这种发型也叫“西装”。父亲一辈子头上没理过“西装”，全是刮个光头。
唐装（网络图片）
织布（网络图片）
织布是我母亲长年的工作。织布的工序相当复杂，很多我都记不准了。我只清楚地记得，收工回来，中午时分，母亲的手脚是不停的，经常的不是“插麻”，就是“逸贝”。所谓“插麻”，就是将一条条青麻连缀成一条长长的细线，用来装到织布机上织蚊帐。插麻时，一边插，一边把插好的麻圈放在一个竹篮里。这时候，最怕鸡来捣乱，如果一只鸡跳进麻篮里，把插好的麻搞乱，就没法整了。宾阳话有句方言俗语形容问题复杂，变成一堆乱麻，无法理清，就叫做“鸡逐麻篮”，词源就出于此。所谓“逸贝”，就是纺纱，用纺车将贝（棉条）纺成细线，用来织布。纺好了纱，还要经过浆纱，牵纱，将纱线装到织布机上，方能织布。要织成一匹布，需要长年累月的时间。那个年代，我家床上的蚊帐、九子花被，都是我母亲的杰作。做衣服的布织成后，还要染布，染布俗语叫“沤衫”。如果图省事，可以拿到古辣圩上去“沤”，当年古辣圩老戏台边，就有几间“沤衫铺”。但我的母亲为了省钱，自己织出的布也大都自己“沤”，从圩上买回蓝淀，用一个尺九大铛煮，将布匹放进去沤，织出的白布就染成了蓝淀色。蓝淀染的布不经久，容易褪色，做成衣服后，还要隔一段时间又得“沤”一次，翻旧成新。
千层底（网络图片）
年冬，我在广西大学读书的哥哥从南宁给我买回了一双“包胶鞋”（布面胶底鞋），这是我第一次穿上工厂制造的鞋；第二年，我父亲又给我买了一双解放鞋。解放鞋配上一身绿军装，是那个时代最时髦最让人喜欢的服饰。在这之前，我穿的鞋，夏天是苦楝木做成的木鞋，冬天则是我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千层底布鞋，是那个年代农村人冬天最常穿的鞋。做这种鞋，需要女人们付出大量的劳作。最麻烦的就是做鞋底。做鞋底需要很多碎布。准备好了碎布，就煮一锅很稠的糯米糨糊，将碎布依照鞋底的大概样子一块一块地粘在一起，粘至大约一公分厚的程度，这个工序叫“叠鞋底”。糨糊晒干后，依照一个尺寸相当鞋样画好线，再用一把专用的很锋利的割刀依画好的线裁割成鞋底。割好后，还得打上纱索，以防粘好的碎布脱落，这个工序叫“纳鞋底”。纳鞋底用的是一把带钩的锥子，一锥穿过鞋底，将纱线钩住，再往上拉，如此反复，一张鞋底需要锥多少次，无法计算。锥子锥多了，会变钝，女人们会将锥子往头发上摩擦几下，锥子便又锋利了。
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人，没有谁不穿补丁衣服。当年有句流行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说的就是一件衣服，至少要穿上三个三年才罢休，破了就打补丁，打了补丁就继续穿。补衣服的活谁干？女人。
当年，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火白篮”。“火白”，就是碎布，衣服破得不能再补了，就变成“火白”，用来剪裁作补丁用。七十年代时兴“三转一响”，其中的一转，就是衣车。衣车用来做什么？补衣服。但衣车与我的母亲无缘。我母亲一辈子补衣服，用的都是针线。那时候，母亲要补衣服，必定叫我来帮她穿针。她的老花眼看不准针眼，线老穿不过。有时候我故意逗她，我不给她穿，看她拿着线往针眼乱戳，我便哈哈大笑。
改革开放后，年轻人衣服还没穿旧，有的甚至只穿几次，便扔掉了。而我的母亲，一直保持衣服破了就补的习惯。儿媳妇们给她买的新衣服，她都舍不得穿，藏在笼箱的底层，而那些旧衣服穿了又穿，破了就补。打补丁的衣服我们坚决不让她穿，为避开我们的眼，她就穿在里面。我成家后，她跟我在我工作的学校里住，每次看到学生们晾晒的衣服被风吹到宿舍楼下之后就索性不要了，她就无限痛心，整天唠唠叨叨地说这么好的衣服这些学生怎么这样舍得丢。有时她甚至把学生们扔掉的衣服捡回藏在我的杂物房里。
逢年过节，是女人们最忙碌的时候。那些年，到了年关，我们村上各家各户必定做糕打饼晒米花包粽子。这些也全部是女人的活。做糕打饼，原料用的是米粉。村上还没有粉碎机的时候，是用碓将大米捣成粉末的。这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体力。捣碓时要双手拉住房梁上的绳子，一只脚用力踩在碓尾，猛地一蹬，将碓头抬起，一松脚，碓头便砸到碓坎（石臼），将碓坎里的大米捣碎。捣得差不多的时候，挖出碓坎里的粉末，用罗斗筛出粗粒，再将粗粒放进碓里再捣。要反反复复好多次才大功告成。捣好的米粉拌上红糖，压成片状，再放进蒸笼里蒸熟，就做成了沙糕。我们村上喜欢做一种当年流行在旧永淳县内的芝麻饼，外层是白色的米皮压上黑芝麻，内馅是米粉拌红糖，烘煎成香、甜、脆的圆饼。做这种芝麻饼工序多，费人工，往往五六个人合作才能完成。米花我们的土话叫“糖散”，工序也较多，先将糯米蒸熟成饭，再将饭粒摊开晒至八成干，将八成干的饭粒放进碓里捣成扁形，再曝晒至干硬。将干硬的饭粒放进大锅头里爆炒，米粒便炸开成米花了。将红糖炼成糖水，将爆炒好的米花倒进糖水里搅拌，趁热将米花捏成一团一团的，过年摆在家里，显得非常喜庆。而到了大年初一，家家户户则要包粽子。那时候，为了包粽子，我母亲是年前就忙开了的，买粽叶、腌猪肉、磨绿豆，除夕之夜就浸泡糯米和绿豆。大年初一男人们会聚集到公社的广场去看春节篮球赛，而女人们则在家包粽子。这一天我母亲着实是要劳碌一整天的，包完粽子还要放进大尺九铛里熬。由于有许多根粽子是两三斤米包成的猪脚大粽，要熬特别长的时间，往往从中午熬到凌晨才能熄火。初二早上，家家户户飘着粽香。在我们村，初二早餐往往是一家人围着吃一根猪脚大粽。那时节，那种浓浓的年味就洋溢在村庄中。可以说，在我们村，过年的年味，都是靠像我母亲一样的女人们辛辛苦苦地制造出来的。
现在，有一道有名小吃叫“武陵菜糍”，在宾州城里大行其道。其实武陵菜糍并不是武陵的专利。在我童年时代，在一些小节气里，我就经常吃到母亲做的这种菜糍。外皮除了用糯米，困难时期还可以用木薯粉；用木薯粉来做的菜糍，这是我经历过吃木薯的最高境界，一个字：香！这种菜糍流行于宾阳武陵、中华、古辣一带乡村。去年，广西小小说学会在灵山县烟墩镇举行“改革开放四十年广西40篇最具影响力的小小说颁奖会”，因我的《舞龙》获奖，有幸参加此会。在会议餐上，我竟然吃到久违了的木薯菜糍，一尝，真是好味道，忍不住多吃了好几个。想不到灵山县也有这种菜糍。可见菜糍并不是武陵人的专利。只是改革开放后，武陵人善于抓住商机，把这种糍巴做成了自己的品牌，做出了名气，使“武陵菜糍”香遍全宾阳。在我们村，勤劳能干的女人们能将田野里种出来的糯米做成各色各样的糍巴，比如汤圆，比如叶包糍，都美味无比。我母亲还会做另一种木薯糍，至今还令我难以忘怀。就是将木薯粉调成糊状，放进油锅里煎到焦黄，煎成一张大烧饼，然后将切碎了的红糖撒在焦黄的烧饼上，趁热卷成圆卷，样子像卷筒粉，待红糖受热溶化后，渗进糍巴里，再将糍卷切成块状，像现代人做的春卷的模样，味道又香又甜。
当年乡村里做成的的各种美味，女人有多辛苦，现代人是无法想象的。推磨、捣碓、簸谷、筛米，这些活都是女人做的。在那个没有机械的年代，如果少了这几个工夫，你无法吃到碗上那一口洁白的米饭，更吃不到美味的米制品，比如糍巴，比如米粉。从这个角度说，那个年代，没有女人，你会饿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电影明星刘晓庆感慨自己的处世艰难，说了一句经典名言：做女人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对比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妇女，我觉得这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我想，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做女人难，做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妇女难上加难！
蔡呈书，广西宾阳县古辣蔡村人。宾阳县教育局教研员，广西作协会员、南宁市作协理事、宾阳县作协主席。多年被评为南宁市优秀作家。作品散见《广西文学》《百花园》《红豆》《三月三》《小说月刊》等全国各地数十家刊物。有多篇作品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各种选刊及《当代中国经典小小说》等多种选本转载。
本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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