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游游
你的故乡是你的病，更是你的药
“你一点也不像昭通人！”
这是当我和家乡关联上时，从身边的同事或熟人那里得到的褒奖,算是一种最直接的认可和接纳吧。这是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又直白出我周围的人事对我家乡的不削和不满。
年轻时，我也不满我的家乡，我以为她是我的囚笼。这个曾经忧伤、肮脏、贫穷的地方，挤压出我青年时代的泪水。我向往冲出囚笼。这种向往赋予了我令人炫目的活力，我努力将自己推出去，我奔向异地他乡。殊不知，在和家乡各自离散之后，我才发现年轻时一直反抗的囚笼照常是命中挣脱不了的囚笼。我反抗尘世反抗生涯,直到中年，我才意识到，那开启囚笼的钥匙其实就紧握在我自己的手中。我带着逃跑的内疚回来了。我要以我的方式去认识她、书写她。
在我十七岁离开家乡之后的多年里，作为一个昭通人竟然成了不少像我这样在外地的昭通人竭力想回避却是怎么也抹不去的事实。“你一点也不像昭通人”就这样在我青春岁月的方寸天地之间，如一块大石头一直堵住我向故乡张望的窗口，甚至如疯魔一般咬断了我和家乡连接的脐带。但不知为何，这种躲闪又时常在我的孤旅之途中像幽灵一样纠缠我。
落后、闭塞、贫穷曾经是家乡压在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家乡窘迫的现实诱发了我青春的孤独，这种孤独和现实的无力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唯有逃离才是出路。（图片来自邱峰）
我的人生就是以离乡为起点的，而我和故乡的撕裂从我的离乡就开始了。这是一条夜路奔袭之旅，我在新的空间里挣扎着，寻找生活的依靠和领地。最后，就像《一代宗师》里宫二说的：这些年，你我都是他乡之人。人活于世，总免不了行来风波去时迍邅。也正是在那风波与迍邅纠缠之时，故乡就成了我唯一救命的稻草，这些曾经的山河草木枯亦或是飞沙走石险竟然浸染着血泪与火焰，让我在多少个走投无路之夜，也让我在多少个怀揣“衣锦还乡，古人所尚”的梦境中，在这些飞沙或者是枯草间看见了自己，又在自己中找见了可以依托的骨血和灵肉。
离开故乡，感觉自己漂泊半生，从未善待过自己的内心。越走越远，自己却像忧伤的阳光一样没有温暖。直到又是多年之后，我鼓足了勇气要回到故乡，我要去揪出那个纠缠我的幽灵，我要搬走那堵住我通往故乡之路的大石头。
是的，我生于此长于此，我就是那个最像昭通人的昭通人！
那些曾经隐秘的心事和与家乡的对抗，在几十年之后都在归乡的路上一一饱满地呈现。这个时候，我更加明白，那些撕扯，那些困顿，那些希冀，不是单纯的叛逆逃脱，而是年轻的心中还有一个梦想的牵引，有一个方向在指引。
变化发展中的家乡，正在塑造成一个山清水秀的宜居城市。
多年之后回到家乡，我发现昭通这座城市紧迫地跟随上了时代变迁的脚步，欣然地接受着新时代的洗礼，而且她踊跃地投身于这场宏大的改造之中。几十年来因为山高地远，交通阻隔，昭通一直发展滞后。她曾经是不幸的，她一直在改自己的命，在寻自己的运。今天，昭通终于在城市建设发展这场浩浩荡荡的进程中，迎来了自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最好的城市发展的良机，昭通成了一个崭新的昭通。
昭通人居环境的提升，正在使得这样一个小城市成为很多人的理想消夏之地。
是的，昭通是崭新的，新的交通布局和构建，新的地理区位优势的凸显，新的发展格局，新的思维，一切都是新的.....但是，我走近昭通，走近昭阳，我仍被那旧时光笼罩，每一条街道，每一句乡音，每一座山和每一条河流，它们都在向我掏出好时光，抛出好诗句。它们带着我回去，回到杜宇“从天降，止朱提”（读音：shushi）的昭鲁大地，这里万山磅礴，这里河流纵横。
磅礴乌蒙，大气恢弘（图片来自昭通人民政府网）
这是一个我要去重新认识的崭新的昭通。（图片来自“昭通市人民政府网”）
昭通正在打开她的通道，正在通向“昭明通达”的路上。（图片来自“昭通市人民政府网”）
交通建设，正在增强昭通城市自身的发展，增强城市的功能、促进着昭通城乡的共同发展。
新的市容市貌，新的时代，正在悄然中改变着昭通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图片来自“小城印象”）
昭通在新的城市发展规划中，越来越注重建立小城市良好的物体形象空间。
我跟随杜宇和他的部落的迁徙，踏上了满载昭通历史的“五尺道”。这是昭通人杜宇带着他的部落用脚踏出的一条大山深壑之间的寸尺小道，这就是中原文化和西南边陲紧密相连的“五尺道”的前身。把朱提（shushi读音:舒适）这个有“龙池灌溉”的“千倾池”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成都平原，杜宇自然有着自称“望帝”的资本。秦始皇灭六国后，延续发展了一直渊源深长的“大一统”的思想，他在李冰修筑的从今天宜宾到滇东北的道路的基础上，向南延伸，“五尺道”最终定型。“五尺道”又叫“滇僰古道”，从蜀南下僰道（今天宜宾）、朱提（今天昭通）到滇池，因为这条道路以朱提为枢纽，因此又被叫做“朱提道”。在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上，商人往来，络绎不绝，正所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一条古道，承载着千年时代变迁的故事。这千年在长河历史中不过白驹过隙，我们非得打开想象的开关，才不至于让这古道的青春转瞬人老珠黄。此时，在我的想象中，好似听到了马帮山间的响铃。
昔日“盘蛇七曲”、“气与天通”的“秦开五尺道”。这闪着岁月光芒的古道，见证了乌蒙昭通漫长艰辛的发展沧桑。（图片来自网络）
家乡这高山大河就这样陪伴一代一代的昭通人，任由他们在自己的身躯上踩出一道道挣扎、不屈不挠的脉络，看他们和日月山川的对视，听他们生生不息的对话。（图片来自邱锋）
被称为龙池灌溉、千顷池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昭鲁坝子，古为朱提地。
昭通洒渔，烟柳垂堤。建于秦汉时期的洒渔古镇，曾经也是青石铺路，古井清泉，青瓦木屋。现在的洒渔不仅仍然是昭阳的鱼米之乡，洒渔烟柳也是政府保留、打造的“昭阳八景”之一。
昭通处于云贵川三省交汇处，金沙江下游沿岸，坐落在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抬升的过度地段。朱提（昭通）历史上不仅成了中原文化输入南滇的重要通道，也是说圆了“搬不尽的乌蒙（昭通），填不满的叙府（宜宾）”。自西汉，昭通被纳入中原王朝的郡县之下，汉文化从此扎根于此。历史的烟尘见证了我的先人们曾经尝过时间酿造的甜也吃过岁月赏赐的苦。这崇山峻岭、涛涛江河，硬生生地把一个朝朝勃发的朱提社会横亘在了现实和理想的途中，那艰辛的旅途一走便是多少个时代。宋元明三代，昭通成了一个“荒梗不通”“乌蛮土司”争官夺印之地。唐代的时候，昭通地名叫“乌蒙”，意即“乌暗蒙蔽”，直到雍正改土归流，乌蒙才更名昭通，意思是“昭明通达”。
磅礴乌蒙，壮丽山河，这是何等大景，又是何等的难于上青天的艰难险阻。（图片来自昭通人民政府网）
我庆幸我不像杜甫诗中那样“天地西江远，无家问死生。凉风起天末，万里故乡情”。昭通是我的家乡，要回来，便也就回来了。家乡不再是被挂在千里之外的思乡纠缠。只是外出归来，看待家乡的眼光不再只是这个城市的建筑道路人文风物和情调美景，对我来说，站在这里，物非景非，家乡早已不是旧时的模样，而心中那些记忆却坚牢堂皇地端坐心上，这记忆反反复复地在我耳边嘀咕：你的故乡是你的病，更是你的药。
46年之后回到故乡，我们聊人生，一半是山河湖海，一般是柴米油盐。
回到在故乡的田野上，风起舞，我感到了家乡的庇护。
不记得小时候有多少个太阳西落天空猩红的傍晚，寒鸦停歇在文庙（昭通地区三中）硕大高耸的树梢上，哇哇的叫声一片，掩盖了家长们来找孩子们回家吃饭的呼唤。不管怎样，我和我的小玩伴们一定会在三中的汉碑亭或者晋墓前和前来寻人的家长们撞个满怀。也不管有多少次回到家中，奶奶总是一副俨然正经的口吻，郑重地警告我不可再去汉碑亭或晋墓，因为那里“有死人的东西，阴气重”。然而，这样的警告也只能是和他们在汉碑亭再一次撞个满怀。我少年时代的好奇心反而被奶奶的警告激发。记得，我曾用一双无知无畏的眼睛，透过汉碑亭紧锁的木门缝隙，看到了亭子内的和当时的我差不多高的一块石碑，除了目睹石碑静立，我一无所获，记忆中还有一鼻子的轻尘。
儿子陪着我一起回到原昭通三中，回到那个满心好奇的年岁时光。
我的中学时代就在地区三中度过。此时我才知道少时成天围在其护栏边疯跑的汉碑亭和晋墓内，就是“孟孝琚碑”和“霍承嗣壁画”。“孟孝琚碑”碑文记述了汉代武阳令之子的生平事迹，孟孝琚，原名孟广宗，“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他先聘“蜀郡何彦珍女”，未娶夭亡于武阳。其父的下属刻此碑送孝琚归葬朱提朱茔，以纪念死者，安慰亲属。由此可见当时的边疆少年是如何用心学习中原文化，钻研典籍，也透露出当时婚、丧习俗。从碑四周所刻的龙、虎、龟纹，可以窥见汉代时，昭通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石刻艺术水平。从书法上看，碑文系方笔隶书，取势横扁，左右舒展，笔画瘦劲古朴。这些文物见证了汉晋文化在朱提地区的影响，是“儒风吹佛高原的明证”。在学校球场的另一边就是后来搬迁至此的霍承嗣墓。墓中文物早被盗光，室内四壁绘满题材丰富的壁画，画为彩绘，颜色为朱、赭、黄、黑等色,画风古朴，均出自民间画匠之手。“霍承嗣壁画”对研究东晋时期云南与中原关系、汉彝融合、“南中大姓”、“夷汉部曲”，以及服饰、建筑、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古今相遇的通道就由着一些石碑古字在我面前打开，吹走覆盖其上的轻尘，我就好像听到到了儒风吹拂云贵高原的声音，神秘又庄严。时光深远，历史悠长，这应该是认识我的家乡昭通的一个常识。“华阳国志”中记载的朱提（昭通）是“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
静卧中的晋墓，陪伴着孩子们的玩闹时光。
记忆不可移植，但是记忆可以被唤醒。一木一瓦、一幅图画、一段音乐，一种气味，而最具魔性的记忆该是一种氛围、一个空间。而今，三中早已搬迁，晋墓汉碑亭仍然静卧在老地方，我青春岁月的懵懂期也仍然静驻于此地，停留在中国大地刚从一个经济萧条、思想僵化、故步自封的历史变革待兴正进入改革开放的巨大的转变时期。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那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变，昭通也和全国其他城乡一起经历着这个转折将带来的业举和振兴。青春懵懂期的我时时感到一种来自文学作品的被解放的热情。当时的文学沉浸在被解放的狂热中，它与激情的政治时代保持高度的合拍。我记得自己是如何渴切地张开自己的耳朵，静心屏气地去聆听作家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发出的声音。我也还记得，多少个温黄的傍晚，我静静地站在三中大门口的一棵电线杆地下，借着微弱的街灯,盯着从同学那里手抄来的歌谱，貌似平静却是内心心潮彭拜地听广播里播放的那些当时流行的“十五首流行歌曲”，其中有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电影“伤痕”的主题曲“心中的玫瑰”。我站在此地，站在彼时那氛围、空间里，在它们的里面，有我青春经历的过往，那些气息、声响、欢笑，乃至痛苦。
三中状元桥，为像我这样的少年们搭起了一座通往未来的梦想之桥。
王云馥老师是我初中、高中的英语老师，她家就在三中。学校大门口有一对石狮子，进了大门，沿着石板路走上几十米就是汉碑亭“孟孝琚碑”，之后是球场，晋墓“霍承嗣壁画”就在球场旁边。我记得当时教我们的几位老师家都住在三中晋墓旁边。王老师的大女儿安小米是我发小，所以她家是我小时经常光顾的地方。她家对我的魅力不仅仅是她家墙壁上到处挂着的英文的小黑板，到处堆放的书籍，还有就是王老师一个四川人的豪爽和乐观。王老师为了爱人，放弃四川大学的教师工作，回到安伯伯所在的这个闭塞落后的昭通小城，他们在这里安居乐业，养儿育女，兢兢业业。我在学业上的第一次开窍至今还令我记忆犹新。有一天，我和安小米在外面疯玩，回到她家，王老师笑眯眯地问我：小李琦，你给想过你将来是要学理科还是文科？啊！什么什么？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听懂什么“文科”“理科”，因为我从来就只知道语文算数。后来，王老师成了我初中、高中的英语老师。最后，我也成了一名英语老师。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小地方，王老师让我一踏进初中的校门就学会使用英文词典，就用留声机让我见识了地道的英语，在我懵懂的岁月里为我开启了一扇可以窥见外面世界的窗口。
无论时代怎样的变化，无论三中这扇大门是否也会逐渐磨损消亡，而我相信，少时的记忆永远不会被吞没。
兰彩祥老师是我的初中班主任。班上的同学几乎都很怕她，因为她的严厉。后来我们成年后，听说有男生恨她，就是因为她的严厉。但是，我细细回顾我对兰老师的感情，可能更多的不是怕而是敬。那些老师曾经的惩罚、那些所谓的“苛求”，在我这里没有留下什么不适，倒是从初一到初三，兰老师一直坚持让我们练习的大楷、小楷让我受益至今。如果今天有人说我写的字好看，我一定记起的是兰老师每每帮我们批改的红勾。如果说，青春是有形的，我在初中时代的青春一定是珊瑚岛上一棵棕榈树的形状，那是兰老师在我的初中时代为我种植的心中之景。在我们读初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每到班会课她就为我们朗读小说。有一次，读到一篇文章的时候，她竟然哽咽了。同学们都很诧异，因为在我们心中，兰老师不是柔软的而是坚强的。而给我留下深久影响的是她给我们朗读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这是78年发表的中国较早的科幻小说之一。本来小说讲的是科学家陈天虹和马太博士为保护海外科学家赵谦的研究成果，在珊瑚岛上利用激光发射器挫败邪恶势力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到我这里却改变了主题，另一个隐秘的梦想直入我青春的神经，在我的青春岁月里勾起一方独自幻想的天地，用今天的词汇来说，那一方天地或许就是我的远方。我在那个想象的远方想象大海、岛屿、棕榈树，当然更有在大海岛屿棕榈树之间的主人公---我。
青春是一座荒岛，我就是这样带着我最爱的想象逃离，逃到自己的世界，再去慢慢地描绘。于是，远走高飞”就成了我青春期理想中最直接的源密码，逃离出生地，逃离因为熟悉而感到的桎梏，身边的一切看起来都无聊又可疑，自己努力的终点就是破坏和逃亡。
三中学校大门口的这对石狮子，一直就是漂泊在外的游子最深的记忆。
在三中，我有幸遇到另外两位老，魏其智老师和吴探林老师。吴老师在我的心中，永远都是那种认真严谨、为人正派的人，直到现在，老师的这种品格一直影响了我们班很多同学。每一次听吴老师的语文课，他一字一拍，他总带着讲义，又从不见他翻看讲义。坐在讲台下，我听他滔滔不绝，说话逻辑严密，井井有条。看着他讲课的仪态和形象，我的思绪会忽悠一下飘到民国时期，总能把他和鲁迅先生混在一起。后来，我一直在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在跟我们分析“纪念刘和珍君”时的饱满的情感和丰润的语言给我带来的一种思想情感的迁移。
曾经的文庙，现如今处境尴尬，这恐怕就是城市发展的悖论。
魏老师是昆明人。他出现在我盯着二楼教室外学校里那唯一棵棕榈树发着青春呆的高一的时候。老师丢给我一堆一堆的中外名著，从他那里，我读到了“红与黑”里小人物于连的梦想和挣扎，还读到了拜伦的“假若他日相逢，我将以何贺你？以眼泪，以沉默。”这样唯美的爱情诗句。魏老师是那种谦和好处的人。记得以前，我每读完一本书，总是很乐意去找老师分享读后的感想和心得。后来他竟然成了我可以与之无话不谈的一位如父亲一样的老师，或许，我们算是忘年之交。
就这样，我靠近这个世界的窗口一再地由这些老师们为我一一开启。
回到已经搬迁的母校，衷心祝愿我的学校高亢明爽，清严邃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乌蒙磅礴，层峦叠翠，上出重宵，这是何等壮丽的山河，又是何等难于上青天的艰难险道。然而，自秦开五尺道，再艰难险阻也未曾阻隔得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对天边外、对美好生活的探寻和追求。在昭鲁大地上，繁衍着一代一代的昭通人。无论是从带领族人沿江探路的杜宇、在土地宽阔的昭通乌蒙山深处生息繁衍的最古老的世居民族彝族，还是之后历代历朝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民，他们筚路蓝缕，勿忘在莒。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管这一方土地是钟灵毓秀，鸾祥凤集出英豪，还是山险水恶穷乡僻壤出刁民，我的祖先们，无不在这块土地上迎来新生，无不在这块土地上归于尘土，生生死死，悲悲喜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时光宽厚，投万物以滋养。
昭通这一方土地滋养了按照《指路经》一路披荆斩棘来到这里开创新天地的彝族先民。昭通是彝人的故里。（图片来自“呼吸摄影”）
在昭通这个多民族地区，自元明清三代随军入昭后，回族将士“就地入籍”与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着昭通。这一方土地也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图片来自赵建吾）
千百年来，苗族祖先为了逃避战乱和寻求生存，不惜历经千辛万苦，向西南边陲的大山深处迁徙，保得子孙后代一方安宁。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昭通高寒边远山区，但是这里经济发展滞后，居住环境恶劣。(图片来自网络)
在坚守故土和走出大山之间，有种种牵绊和不舍，但从始，在扶贫脱贫攻坚战中，昭通苗族也走上了“迁徙之路”。新建的苗寨为苗族同胞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图片来自网络）
贵州威宁石门坎距离昭通很近,这里曾经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然而，年，随着英国传教士伯格理的到来，石门坎迅速成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石门坎是苗族文字的发源地。在这里，农耕技术得以推广，甚至在战时成了灾民自救中心、麻风病救助中心，还修建了具有典型西方文化特点的足球场和游泳池。（图片来自网络）
威宁石门坎，英籍牧师柏格理于年春带领昭通教师王玉洁、傅正忠、李司提反、钟焕然、刘申五到石门坎与苗族青年王道元、杨雅各一起创建教堂和学校，王玉洁将学校命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我的三爷爷钟焕然任校长。
透过石门坎历史风云，人们看见这位英国传教士的身影。柏格理弱冠之年渡海东来，在昭通和石门坎传教三十载，一生充满传奇曲折，这里是他为苗族献身的地方。年秋，伤寒病，即苗族人所恐惧的“黑病＂在石门坎肆虐，苗民、学生纷纷病倒，不少人外出躲避瘟疫，但柏格理一直坚守在石门坎救护病人。柏格理在救助学生的过程中，不幸也被感染。在药品极为稀缺的情况下，他将仅有的“盘尼西林”全部用在学生身上。年9月15日，51岁的柏格理长眠在了这块浸满他汗水、血水与泪水的土地上。数千百姓排成长龙，一路哭泣着为他送葬。下葬后，苗族同胞自发为他守墓，不忍离去。直到今天，当地民众提到他，仍然时常哽咽，无不怀着极度的敬重之情。年，刚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就和当地干部谈起这个外国人和石门坎的故事。（图文均来自钟大勇）
熊熊的火焰即炙烤出生活的百般滋味，也铸出抚慰人心的力量。
五十多年前新年刚过的一个傍晚，昏暗的路灯在寂静泥泞的街道上投下一位孑孓的母亲的身影。这位母亲正抱着三个月大的孩子走在去单位值夜班的路上。天空飘着雪花，母亲低下头看孩子，一朵雪花正好落在孩子红扑扑的脸上，母亲笑了。那笑容就像是从心里开出的一朵花，那么烂漫又那么恬静。后来，母亲说，那落在孩子脸上的雪花像极了一朵寒冬里开出的梅花。那母亲说，在那寒苦的日子里，看到孩子熟睡中粉红的小脸，她就像看到了一朵梅花，开在严寒冰冷之中，她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希望。那对母女就是我的母亲和我。
家乡和我有着密切交集的地方似乎在记忆中一点点苏醒，变得亲切，就好像一道光，伸手可及。
成长有多少新奇的美,就有多少撕裂的痛;离去有多辽阔、自由，就有多么无边的孤寂.那个像一朵梅花一样的女孩，在五十多个夏雨和冬雪之后，终于回来重温成长的欣喜、厌倦、热望和痛恨，重温对故乡那种既要离去而后快却又眷念不舍的徘徊。
文大妈是我家请来帮照看孩子的保姆。她无儿无女。像我这样一个成天疯疯癫癫在昭通小城到处乱跑的疯丫头到底是着了什么魔，居然会经常和这位老保姆待在她租住的公产处的一间小屋里，一呆就是半天。我记不得我们说过些什么话，我现在也想不出我们之间会有怎样共同的语言。但是我绝对记得她的家没有什么家具，除了一张挂着一笼白白的蚊帐的床，还有一张已洗涮得泛白的土木小方桌和几个小草墩之外，就是每天被她擦洗得发亮的木地板。记得我们两个坐在她三楼房间的小窗子前，看楼下的行人过过往往的那些清悠悠的时光。那时，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一个年轻男子卖“木槿花”的声音，尖厉的“买木槿花木槿花”的叫卖声，有些凄厉，颤颤巍巍地穿过昭通冬天被北风吹秃了的树枝，像一只只冬天的乌鸦，一声一声地飘进我们呆坐着的小楼上。文大妈是在她丈夫去世后才开始做保姆的。文大爹身前靠帮别人家“挑烧炭泥巴”并帮别人家“踩碳”维持两人生计。“挑烧炭泥巴”和“踩碳”是过去昭通城镇居家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烧煤缺乏粘性，所以必须在烧炭里边加上“烧炭泥巴”，用脚“踩碳”，让它们粘合在一起，再做成煤球什么的。老两个虽然生活艰辛，但听我姐姐说，处了那么多年的街坊，从没听到从文家里传出过任何争执声，甚至大声说话都没听到过，只倒是，每每见到的都是文大妈那顶洗得发白的蓝色包头下笑眯眯的圆脸。
人生海海，既有日常贫困滋生的残酷，也有平常时光带来的仁慈。我回忆着那些从我们的窗口走过的一个个讨生活的身影，他们不是什么人杰豪雄，也不是什么尖刻刁民，他们就是每天拼了命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的勤奋劳作的普通人。
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人们议论一个成天在大街小巷闲游逛荡的年轻男子，大家叫他“包豁豁”。他不做事，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不，应该说，他是有事可做的。但凡在他闲逛的途中，只要看有老人家挑着水步履蹒跚，他就会跑过去把担子接过来，看到有人拉车上坡，他会把正在啃着的洋芋一把塞进嘴里就冲上去帮忙。“包豁豁”就是这样一种整天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又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后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人们会给他取这样一个外号，大概是因为“包”在昭通方言里是指憨，也许是憨厚，抑或许是犯傻、憨包、二气兼有之，“豁豁”二字特有意味。豁在汉语里是开阔通达的意思，豁乃豁达也。细细想来，我竟然从这样一个人身上看到我身边有好多个“包豁豁”一样的同学、朋友和熟人，他们都是昭通人。
时间将无数的事串成珠，留给一群群像我这样对于家乡曾是相识相喜又相弃相离的人，留给我们一起在黄昏里细细地数，哪些是云卷云舒下淡淡的喜悦，哪些是车马喧嚣扬起的风尘。无论过去有过咒骂与悲伤，有过赞美和荣光，最终，那些尘中往事，都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手中的珠链，一任我们戴在胸前，再轻轻地扣入我们的骨髓。
建于民国时期的昭通陡街的门面都是圆拱式法式建筑，装饰有欧式图案，街面是青石板路，它们缝制了一件昭通市容不舍脱弃的漂亮衣服。在这条街上，曾经有民国时期的剧院。抗战时期，上海、武汉、成都、昆明的京剧名角在战争的炮火声中来到相对平静的昭通后方，在这里，生旦净丑，一样不缺。这种文化的侵染，使得像我外婆那样没怎么读过书的人，在谈古论史时竟也是滔滔不绝，就像一个文化人。时光回到年至年间，安恩溥（昭通彝族）被龙云委以驻防昭通的重任，在9年的时间中，修建了迎丰桥，虹桥，修茸清官亭、葡萄井、大龙洞和昭通自来水工程(二十五孔桥)，修建元宝山体育场，又名逐日运动场，一语双关，寓体育应逐日锻炼，驱逐日寇两重含义。大力扩修城市街道，将原陡街土木结构铺面拆退扩宽街道，改建为法式砖砌二层楼房铺面。又兴修西大街，环城马路及城内十字马路。使得昭通城市建设呈现出“铺面尽改西式，街道宽平”的景象。城市建设又带动了商业的发展，一时之间，昭通繁荣，被人誉为“小昆明”。无疑，安恩溥为稳定当时昭通社会秩序，发展昭通经济做了不少的贡献。
青石板路,斑驳旧屋老街，我和这个城市的对话就此打开，它让我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时空坐标，它让我与我的城重新获得相互的信任和依赖。
我来到晨光中的陡街口，尽管由于旧城改造，此时的街已经不是彼时的道，但是昭阳醉人的光芒使得长长的陡街素面朝天，一览无余，将我面前这一条满载昭通旧时模样的青石板铺成的路拖伸得细长，一直拖到到我儿时的美好的记忆中。这条街曾是我年轻时和外地的大学同学借以夸耀的资本。
陡街素面朝天,而在陡街之下的西街却是梧桐树木成荫，同样的青石板路映衬出现代生活的优雅。
在陡街和西街交汇处的新华书店是我们这一代人不会磨灭的记忆。当年非常紧俏的“数理化丛书”就是从这里通过“开后门”才落到我们这帮即将高考的学子手中。（图中新华书店是在原地址上新建的）
曾几何时，新华书店门口的烟熏火燎，是怎样地坚定我要逃离的心。今天回温那时的街景，反而是浓郁烧洋芋的香味一阵扑鼻。（图片来自邱锋）
其实，昭通在民国时期得以发展，和另一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就是人称“云南王”的龙云。出生在昭阳炎山那块荒薄之地的龙云，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他和他的表弟卢汉离开昭通，来到昆明，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命运从此走向新的人生轨迹。真是时势造英雄，龙云一路迁升，一直从中尉排长，近卫军第二大队佽飞军副大队长（佽飞军是唐继尧统治云南时期的禁卫军），滇中镇守使，云南省常务委员，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直到做了云南省主席。龙云作为一个时代的佼佼者，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意志坚定，励精图治，不仅推动了他的家乡昭通的发展建设，使得昭通一度成为云南的“小昆明”，而且，他努力使得云南各方建设生机盎然，民生安乐。还值得称道的是，抗战爆发后，他倾地方所有，把多年精心培养的滇军（前云南新军）送上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赣北战役和滇南的战役。在日本当时的报纸上，曾经这样描述滇军：“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今天仍然值得我们一再提及的还有一条被称为“抗日输血管”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滇缅铁路和昭通机场，是在龙云的建议之下并由他领导修建的,在9个月的时间内便修成了近公里的滇缅公路。昭通机场作为抗战时期的备用机场，曾经留下美国飞虎队的身影。毋庸置疑,龙云是滇缅公路的第一功臣!今天，昭通市政府在昭通古城重建之后的老城中心辕门口塑了一块刻有四个烫金大字“共赴国难”的纪念碑，在纪念碑上刻有参加国民革命军六十军的昭通籍阵亡将士的名字，让后世的昭通人铭记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昭通市政府主持重新修葺了龙家祠堂,浓缩再现了昭通民国史,展现龙云戎马生涯,让后世昭通人记住并弘扬龙云"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习仲勋语)
经过几十年的历史的变革,龙氏家祠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年昭通政府启动对祠堂和宅院主体的修缮。
抗战时，昭通独立旅出征前。
曾经，龙家祠堂也成了昭通青少年“革命历史”“教育基地”。（图片来自网络）
历史的记忆。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一座在历史中长存的古城，它上演过某些关乎时代的大事，也将市井黎民的命运与记忆蕴藉其中。历经岁月沧桑，往昔的传说故事都在光阴的流连里越来越淡，而昭阳沛然文脉和文化传承在这座城里润物无声。
昭阳老城的中心辕门口地处高地，旧城改造重建之后，辕门口的衰败已经被新生的城市活力取代。但是，无论怎样的更迭变化，辕门口及其周边街巷里所发生的流年往事，夹裹在今天人们淡淡的乡愁中，在昭通坝子上悠悠飘荡。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辕门口正中心不知什么时候竖起一个广播塔。每个晚饭之后不下雨的黄昏，广播塔底下坐满了嘴里叼着旱烟袋的胡须花白的老者们，昭通城里哪家哪户、哪街哪巷发生了点什么，上到古代，下至今世的传闻轶事就从这些老者的口中像风一样飘遍全城。
昭通广播塔在我们那个时代应该算是一个著名的地标了。（这张照片中的广播塔大概会是在-年代，图片来自邱锋）
小说《杨家将》中关于昭通望海楼（恩波楼）与杨家将杨六郎杨景的源源传说就是从这样的地方一代一代传颂下来。相传，在昭通城以西有个叫任家庄的村子，村里有一户任姓的人家，家中儿子任堂惠和老母、妻子一家三口人过得和睦小康。任堂惠从小爱练武术，学了点拳脚功夫，在附近八百里大小有点名声。此人相貌与杨六郎酷似，后来杨六郎被发配云南，奸贼王强前来“要头”，任堂惠得知噩耗后，心中悲愤难按。想起当初杨六郎对自己的救命之恩、结拜之情、传槍之谊，恩情真是天高地厚。有恩不报非君子！任堂惠一心要尽朋友之道，替六郎一死。于是，头天晚上，他特地找杨六郎望海楼一叙，作为兄弟之间的诀别。谁知讲出替死的心意后，六郎一口回绝，话说得挺死。任堂惠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来到杨六郎的府邸，偷偷穿上杨景的带“景”字的衣服，（杨六郎杨景）抢先找王强去投案。等六郎知道后，木已成舟。任堂惠就这样“舍命全交”，替六郎而死。之后，昭通人似乎更愿意将这静立在城郊田坝之中的“望海楼”叫做“恩波楼”，以昭示任堂惠这样的肝胆狭义、知恩报情。
三百年的古柏已被昭通寒刺的北风吹弯了腰，作为一段恩义佳话的见证，它们依然守护着望海楼，不离不弃。
现在的望海楼已被开发成望海楼公园，成了小城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昭通望海楼,位于南郊凤凰山脚。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十五年(年)由恩安县知县沈生遴建。沈知县是清朝廷派往昭通任职的浙江文人。恩安就是今天的昭通。此前，昭通连年大旱,农桑不兴,民生维艰。沈知县为了缓解旱情、改善农业灌溉的办法,在龙洞增建一座广储”闸,在横贯昭通坝子的“利济河”上修了18座闸坝,合理分配水源,完善渠系,提高灌溉效益。其中,“留余闸”渠道网络10余里,地位至关重要,所以设专人管理,并在闸埂上建了一座三层楼的楼塔,与四周波光潋滟、万亩田畴相映生辉,山色清幽、蔚然深秀，这里成了昭通的卓然大观胜景,于是取名“望海楼”。“望海楼”之名，其实更表达了久受旱情之苦的昭通人民对水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后来,云贵总督爱星阿,把望海楼改成“恩波楼”。
不管是恩波楼还是望海楼，这个三层的江南苏式小楼为我们讲述的都是一段知恩达义的美好故事。（图片来自“微昭阳”）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摘自《天安门诗抄》
一九七六年对于中国来说注定是不会平静的一年。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灾难深重：中国三位重要政治领袖相继逝世、吉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但是，这一年也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也是这一年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四五”运动。被“四人帮”团伙激怒了的中国人在殊死搏斗的历史关头，在清明节前后?采取了历史性行动。三月底，南京首先出现了反对“四人帮”、保卫周总理的大幅标语。接着，全国好几个地方的人民，冲破了重重禁令，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远在边陲的昭通小城也掀起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于是，辕门口广播塔就成了昭通人民悼念总理的场所。对于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我来说，政治意识、政治常识不过是无知罢了。记得，王老师夫妇自己亲手做了一小个花圈，他们的女儿安小米和我就抬着这个花圈来到广播塔。当时，广播塔周围已经人山人海，这里已经变成了庄严肃穆的奠堂。我们看到人们臂戴黑纱，肃穆静立，有人在读贴在塔下玻璃橱窗上的纪念诗歌，有人在埋头抄写。安小米是比我懂事的，她从书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笔记本和笔，加入到抄诗的人群中。在这个事后不久，我们小学的班主任老师在班上郑重其事地让参加了辕门口广播塔纪念活动并抄写了“反动”诗歌的同学，课后去找她，交出所抄的诗歌，不然被公安局查出来要当作“反革命”处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和安小米是怎样的忐忑、怎样的惊慌。我们站在昭六小（现在昭师附小）那棵大槐树下，天真又有点小心机地商量怎么做才不被当作“反革命”。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老老实实地把诗抄交出去。而结果的戏剧性却是我们那个年龄的孩子根本没有预料到的。班主任看了一眼安小米递给她的本子，接过去装进她的包里，说是她已经看了这本诗抄，没有什么反革命的东西，但是这本诗抄就不还给我们了，最后意味深长地用手在我两头上刷了两下，说到“回家好好做作业，以后不要再去整这些事了。“天安门诗抄”或者说政治的概念就是以这样猝不及防的方式和我产生了某种联系。对于我来说，昭通的辕门口广播塔不止是过去昭通城的一个地标，它也是一个像我这样懵懂少女在风烟岁月里成长的见证。年春天，昭通人民在猿门口广播塔自发举行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图片来自网络）
走在如今喧活热闹的街市，从重翻修过的云兴街，从过街楼木质的廊柱，从雕刻古朴的木窗，从青石地面敞亮明净的天井，我仍然闻到迎面扑来的文雅气息穿过这世俗的热浪，进到到我的鼻腔，进到我的心肺。
从辕门口朝东走是云兴街。云是云南的云，也是云龙的云。不管怎样，这样的街名，其实也寄托了愿望云南和龙云家族繁荣昌盛的愿望。
辕门口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记录着往昔也承接着今世。这里还有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的故居。先生是昭通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是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和历史文献学家。这位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相始终的文化老人，在学术与教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了七十多个春秋，为我们留下了三十多部学术论著，数百篇学术论文，涉及到中国文化史上多方面内容。其学术成就历来为学术界所瞩目，被尊为一代学术宗师。昭通的历史与文明、民族与文化交相辉映，厚重而灿烂，文脉绵延，滋养了一代代的昭通人，除了在当代形成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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